十一月十八日上午，罗姓审核医师第一次允许调查方知道她的全名。 罗静岚，六十四岁。

十七年前，她在临川康复技术协作中心兼职担任医疗文件审核，同时是市三院康复科主治医师。八年前退休，此后没有在民营医疗机构挂名。 这些信息不是调查者查出来的。

是她通过律师主动授权公开的范围。 职业履历可以核验，现住址、家庭情况、联系方式和退休后的就医记录全部删除。访谈地点由律师事务所安排，许知言和公证员到场；程蓁只能远程旁听已授权部分，陆衡川不参加。

罗静岚还在问题清单首页手写了一句话。 “我可以证明我经手的文件，不能替任何恢复者作证。”

许知言读完，没有要求她把“恢复者”改成更吸引人的称呼。 访谈在第二天举行。

今天只核材料。 律师带来一个灰色文件袋，袋口有三次封存记录。最早一次是十七年前，罗静岚离开协作中心兼职岗位时，把个人留存的审核底稿交给医院档案室；第二次是医院清理非诊疗行政资料，将文件退还本人；第三次是本周交公证处暂存。

文件袋里没有病历。 只有三样东西。

一张合作函审核流程图，一张附件异常登记单的复写件，以及一本十二页的审核便笺。 公证员先核纸张和编号。

流程图与陈望川提供的制度版本一致：正文由项目协调员登记，医疗内容交审核医师，附件数量写入发文簿，寄出副本与回存副本页数应当相同。 异常登记单则多了一条此前没有见过的字段。

发现阶段：回执复核。 处理意见：来源未登记，停止随函转交。

发现人一栏是罗静岚的签名。 复核人一栏只有一个已经褪色的姓氏，像“江”，也像“汪”。纸张折痕正好穿过第一笔，文书鉴定人员不建议凭肉眼确认。

“能通过当年的员工名单缩小吗？”程蓁问。 律师回答：“可以核岗位，但不能先按模糊字迹去找私人信息。”

许知言同意。 他们先请协作中心清算档案的管理方检索同类异常登记单，确认复核栏通常由项目协调员或办公室负责人签署。职位只有两类，姓名暂不需要进入调查。

十二页审核便笺不是日记。 罗静岚每次审阅合作函，会写日期、页数、医学用词和退改原因。事故后的第三封公函旁边原本记着“正文二页，附件一页”。九天后，她又用另一支笔补了一行：“回存四页，多出观察邀请一页。”

二加一应该是三。 第四页就是后来出现的邀请。

这份笔记第一次把陈望川所说的“第九天发现”，落到同日形成的个人工作记录上。 但它仍不能证明寄出的那一份也有第四页。

回存件可能在寄出前被加页，也可能在寄出后为内部讨论装订。缺少收件方原件，就不能把回存副本等同于实际送达内容。 罗静岚在便笺末尾还写了三个问号。

谁提供名单？ 谁解释观察？

拒绝后是否影响原服务？ 第三个问题与空白回执纸背的压痕原则相近。

书写年代也大致相近。 公证员没有因此认定那句压痕出自罗静岚。便笺可以取完整笔迹样本，压痕却缺字、缺墨、纸面又不同，只能用于排除明显不符，不能可靠确认同一人。

初步比对发现，几个常用字的运笔方向存在差异。 “更像不是她写的？”程蓁问。

鉴定人员回答：“只能说不支持认定。不能反过来证明一定不是。” 调查表里又多了一句有限结论。

许知言已经习惯这种句子。 它们不像揭晓真相，却能阻止一个方便的错误答案长成事实。

午饭前，公证员又做了一次装订模拟。 他用同克重的旧纸复印前三页，再分别以原孔、偏移一毫米和偏移两毫米重新装订。第四页现存的两组孔痕，与第二次装订的受力方向更接近：纸是从左上方推入订书机，原来的订孔没有被完全覆盖。

这项模拟只能说明第四页很可能后加，不能回答是谁加、何时加，也不能回答寄出件是否同样加过。 许知言仍让他把过程完整录像。

程蓁在远程端问：“既然不能定人，做这个有什么用？” “把能确定的边界往前推两毫米。”公证员说。

他说完自己也笑了笑。 两毫米不够写标题，却足以排除“整份公函一次装订完成”的简单解释。

接着核的是十二页便笺的连续性。 页码由罗静岚手写，纸张来自同一本带易撕线的工作簿。第七页右下角缺了一块，下一页却没有对应压痕；鉴定人员判断缺损发生在书写之后。缺失部分不足半个指甲大，不可能藏下一整行内容，但可能损失一个日期尾数。

许知言没有把它写成“关键一页被撕毁”。 她只在材料目录里标注：存在小面积缺损，未见主动去除整段文字的证据。

这些琐碎工作耗掉一上午。 没有人因此更接近上一任发牌人，至少他们知道了哪些路暂时走不通。

下午，罗静岚通过律师补充了明日访谈规则。 第一，不讨论任何能识别患者、事故伤员或康复者的信息。

第二，不展示未经本人授权的治疗照片。 第三，可以回答她为何停止附件转交、见过哪些制度缺口，以及自己是否亲眼观察过异常恢复。

第四，访谈中途可以休息，也可以拒绝超出清单的问题。 许知言把问题从二十一道删到十三道。

她去掉“您认为上一任发牌人是谁”。 没有任何公开材料出现“发牌人”这个概念。用现在的猜测询问旧见证人，只会把答案引向一个当年不存在的词。

她也删掉“共有多少名异常恢复者”。 罗静岚已经说明自己不替他人作证。数字若没有名单和授权来源，只会变成另一种身份追踪。

保留下来的问题集中在流程。 她什么时候看到邀请。

邀请与公函装订有何不同。 谁有权决定停止转交。

她是否亲眼见过恢复过程，还是只见过材料。 如果只见过材料，材料又经过怎样的核验。

傍晚，沈砚在公司参加衡川线上会议的内部预备会。 主审把明日议程分成四段，每段指定发言人。沈砚只负责解释争议附件的隔离期限与转入条件，不负责历史材料真实性判断。

信息安全同事负责访问留痕，法务负责证据保全，主审负责承保结论。 “衡川如果拿具体旧文件举例呢？”有人问。

主审看向沈砚。 “先确认是否在议程和授权范围内。”沈砚说，“不在就不讨论内容，只讨论抽象规则。把案例去掉姓名，不代表用途自动合法。”

“对方可能觉得我们太保守。” “保险审核本来就不是替客户扩大权限。”

会议室里有人笑了一下。 沈砚也笑，却没有因为这句话听起来像执笔者会说的，就故意换一种表达。

陆衡川已经在观察他的边界。 如果他为避免相似而突然变得含糊、激进或不专业，只会留下另一种更明显的异常。

他能做的是让每一个立场都有现实职责作为来源。 主审散会后又把沈砚留下两分钟。

“衡川这次没有要求看原件，但他们会问我们为什么知道某些历史材料存在。” 沈砚翻到会议附件的来源栏。

保险方得到的是投保人主动提交的风险摘要，摘要只写“合作机构历史附件存在来源争议”，没有罗静岚、邵雯或任何恢复者信息。 “就按这一句回答。”他说，“摘要从投保风险说明进入审核。原件不在我们这里，也不需要在。”

“如果他们说愿意补传？” “先不要收。让法务确认保全目的和必要字段。邮箱收到不等于我们有权留。”

主审点了点头，把上传入口临时关闭。 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动作。

却让明天的会议少了一种最容易制造既成事实的方式：先把整包材料塞进系统，再讨论哪些本来不该看。 会后，许知言在约定窗口发来一句：“材料核完，明日上午访谈。”

沈砚回答：“收到。” 他没有问罗静岚的全名。

许知言也没有在核心频道发送。 律师授权的是调查与公证所需范围，不等于守灯人自动获得。

当天名额再次作废。 二十二点零四分，十七点经验到账。

有效经验从八百一十七升到八百三十四。 距离蓝卡还差一百六十六点。

沈砚把系统数字关掉，重新看了一遍明日会议分工。 同一天，一边是十七年前发现第四页的人，一边是正在试图理解他的人。

两场谈话都不会直接谈卡牌。 却都会围绕同一件事展开。

一个人有权看见多少，又应当在哪一页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