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六日上午，设备厂旧人事表通过档案开放审查。 开放的不是完整员工名册。
并购继受公司只提供与河岸联合康复观察项目有关的岗位页，住址、身份证号、家属和工资账户全部遮蔽。表上有三个轮换岗位：项目负责人、医疗协调员、项目秘书。 秘书不是固定职位。
项目存续的十一个月里，共有三人轮值。前两人的姓名因无法联系而暂不公开，第三人邵雯通过律师同意回答与临时总机和文件登记有关的问题。 十七年前，她二十六岁，是设备厂行政外包人员。
她只做了四个月。 下午两点，公证处开通视频见证。邵雯没有露出住处背景，只坐在律师事务所一间白墙会议室里。桌上放着她从继受公司调出的劳动派遣证明和岗位交接页。
许知言、程蓁各自使用相同的问题清单。 陆衡川没有参加。
他可以看见经授权形成的纪要，却不需要让一个普通行政人员面对集团董事长的名字回答旧事。 第一个问题是临时总机归谁管理。
“设备厂付费，项目四家单位共同使用。”邵雯回答，“我负责更新转接表，不决定谁能拿到号码。” 转接表每周打印一次。
工作日白天转到协作中心办公室，晚间转到设备厂值班手机。若涉及康复安排，留言交医疗协调员；若涉及器材借用，交设备厂工程组。 “有通话录音吗？”许知言问。
“没有。账单里的录音提示维护，是总机开头那句‘本项目不提供急救服务，如有紧急情况请联系医院’。” 这与通信代理商的解释一致。
第二个问题是她是否见过特殊恢复观察邀请。 邵雯没有立即回答。
她先让律师把陈望川公开授权的扫描件放大，确认只看附件版式，不看可能识别个人的信息。 “见过相似的。”她说，“标题最早不是‘特殊恢复’，是‘异常恢复’。”
程蓁停下笔。 “您依据什么记得？”
“因为我改过总机答复词。有人打电话问‘异常是什么意思’，项目负责人让我把词换成‘特殊’，说不要让人觉得自己得了怪病。” “是谁起草邀请？”
“不知道。” “是谁让您改词？”
“岗位交接只写项目负责人，没有签个人名。我不能凭现在的印象指认。” 她的回答没有把那页纸交给任何一个确定的人。
邵雯记得，邀请不是从设备厂正式发文系统打印的。它曾以未编号样稿的形式放在共享文件夹里，文件名只有“恢复观察邀请修改”。四家单位都有人能向项目秘书提交材料，但最终由谁上传，系统日志早已不存在。 她按行政习惯给样稿加了日期水印，又在登记表里写“待确认来源”。
两天后，水印版不见了。 共享文件夹里换成没有编号、没有水印的正式排版件。
“您转发过吗？”许知言问。 “转过一份给医疗协调员确认用词。没有向事故伤员或康复者发送。”
“是否有人要求您从既有病历或治疗名单里找联系方式？” “有人问过能不能由医院提供。”
“谁？” “我不记得姓名，只记得在联合会上提过。”
“后来怎么处理？” “医院的人说不行。没有重新同意，旧治疗资料不能直接拿来联系。”
许知言问得很慢：“这句话是谁说的？” 邵雯摇头。
“可能就是你们说的罗医生，也可能是医院法务。我只记得会议纪要最后写了暂停。” 她没有为调查者期待的名字负责。
第三个问题是回执。 邵雯确认项目确实设计过一张空白回执。
回执只有三个选择：愿意了解；暂不考虑；要求不再联系。 选择第三项后，项目秘书要在总机名单中删除号码，并在来源表上写“停止使用”。若号码来自合作单位，项目组只能通知提供方停止转交，不能保留一份备用联系表。
“实际收到过多少份？”程蓁问。 “我保管期间，一份也没有。”
“邀请没有发出？” “我只能说，我登记的渠道没有发。其他单位有没有自行夹进信里，我当时不知道。”
这句话与陈望川的答复形成了一个狭窄的交点。 项目秘书登记渠道没有发出邀请。
协作中心第三封公函的回存复印件却多出一页邀请。 有人可能绕过正式登记把它夹进信中，也可能只在回存件上留下样稿，从未真正寄出。现有材料仍无法证明收件人看过它。
邵雯又提供了一份岗位交接页。 离岗原因栏写的是合同到期。
未决事项有两条：临时总机停用；未登记邀请退回来源单位。 第二条旁边盖着红色长方章。
章上的字是：来源待核，不得转交。 扫描件右侧还有一列很小的处理代码。邵雯解释，代码“退二”表示退给提交单位后等待第二次登记；若来源补齐，可以重新进入流程，若三十天内无人认领，则由秘书和一名项目负责人共同销毁。
这份邀请的代码后面没有销毁签名。 也没有重新登记编号。
它停在了规则中间。 陈望川保存的回存复印件证明至少有一份没有按预定路径被彻底收回；邵雯的交接页则证明秘书渠道曾要求退回。两份材料拼在一起，呈现的是流程失效，不是某个人已经被证明的恶意。
“交接以后，您追过这项吗？”程蓁问。 “没有。”邵雯回答，“合同结束后，我没有权限再进共享文件夹。我也以为来源单位会处理。”
这句话很普通。 一件跨机构的未决事项，常常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想隐藏，而是因为每个人都以为下一段流程属于别人。
赵汶昨天模糊记起的红章有了现实对应。 但公证员仍把两者分开记录。赵汶的记忆不会因为今天找到同样形状的章，就自动变成对当年那一页的准确目击。
采访结束前，许知言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您知道项目有没有观察到超出正常医学解释的恢复吗？”
邵雯看着屏幕，沉默了几秒。 “我只负责电话和文件。”她说，“有人在会议里说过恢复速度不一致，但我没见过治疗，也没见过你们说的奇迹。”
她没有签过卡。 保密机制不会限制她描述自己的经历。
这反而使她的“不知道”更有分量。 视频关闭后，许知言没有立刻写稿。
她和程蓁先把邵雯提供的交接页与继受公司档案目录核对。纸张编号连续，劳动派遣日期覆盖四个月，总机账单付款人与设备厂一致，红章样式也能在同年度其他退件上找到。 她们还对比了邀请扫描件的字体。标题从“异常”改成“特殊”的说法得到一处间接支持：正文行距没有变化，标题第二、第三字的字宽却与其余部分不同，像是在原模板上替换过文字。
版式鉴定只能说明修改痕迹相容，不能证明邵雯看到的就是这一份，更不能恢复被替换的原词。公证员因此把结论写成“存在局部编辑可能”，没有写“确认由异常改为特殊”。 许知言接受这个更弱的表述。
没有哪一项证明超能力。 它们只证明，当时有人试图建立一条观察恢复者的联系渠道，也有人在来源不明、同意不足时让这条渠道停下。
傍晚，陆衡川收到纪要。 他没有盯着“异常恢复”四个字。
他先看的是“共享文件夹无日志”“四家单位均可提交”和“旧名单不得直接联系”。 一个没有单一作者、没有正式编号、又跨过四家机构的文件，最适合被所有人事后否认。
也可能真的没有一个人拥有全部过程。 陆衡川让程蓁继续找那张空白回执，而不是去查邵雯现在住在哪里。
同一时间，安衡保险收到衡川关于历史异常材料讨论会的正式邀请。 邀请抬头写给项目主审，不单独写沈砚。
议题包括来源分级、个人信息最小化、争议附件隔离和外部举报材料保全。全是风险审核可以参与的正常内容。 主审问沈砚：“你愿意去吗？你上次提的隔离时限，他们想当面确认。”
沈砚没有马上说不。 完全回避会让自己在工作上显得反常，也会把本应由保险方控制的会议让给不了解前情的人。直接参加，又会继续强化陆衡川对“风险联络人”的画像。
“可以参加，但由您主持。”他说，“议程提前锁定，只谈整改规则。我认识的采访对象和历史调查不进入会议案例。” “如果对方临时问呢？”
“记入范围外问题，由项目组书面回复。我不私下补充。” 主审同意，把这三条写进回函。
沈砚没有在核心频道宣布自己即将赴约。 会议时间尚未确定，也没有出现现实危险。最低失联响应不是行程直播，更不是让三名知情者对他的每次工作接触进行监护。
他只按既定规则，在个人日程里标记“线上外部会议”，并把结束后的正常确认窗口留给许知言。窗口只包含是否按时结束，不包含参会名单、会议材料和实时旁听。 知道身份以后，最低响应仍然可以保持最小。它不需要在每次风险出现时自然膨胀。
晚上，贺岚主动发来一次边界反馈。 “墙体观察二十四小时，没有新增冷凝。能力今天没用。”
“你不需要报告次数。”沈砚回答。 “这是项目收尾，不是向你交作业。我只告诉你，上次的判断经现实观察继续成立。”
沈砚停了一下。 “收到。”
他没有问客户地址，也没有要求查看报告。 二十二点零四分，十七点经验依次结算。
有效经验升到八百。 距离蓝卡整整二百点。
沈砚看着系统里的整数，又看向邵雯那句“我只负责电话和文件”。 旧项目里，每个人似乎都只负责很小的一段。
可一张没有来源的邀请，正是在这些互不完整的小段之间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