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六日上午九点十二分，许知言在守灯人频道里发了一条只有十个字的问题。 “如果你昏迷了，谁会知道？”
沈砚正坐在公司会议室，投影幕上是一辆冷链运输车的事故照片。经办人说到制动痕迹时，他没有立刻回答。 昨天复盘孟良的事故，他们把普通受赠者的紧急授权拆成四项。本人其他号码、指定联系人、公开地址核查、直接请求公共救援，各自选择，互不捆绑。
表格做得很细。 却没有一栏适用于执笔者。
他可以知道十六名签署者仍然存活、昏迷或者濒危。签署者看不见他的状态，也不能在他失去意识时替他打开系统。即使有人在频道里连续呼叫，消息也只会等着他醒来。 会议结束后，沈砚回到工位，才回复：“没人会自动知道。”
周渡几乎立刻上线。 “多久不回消息算异常？”
“现行规则是四十八小时无回应，暂停所有非紧急任务。” “那是停任务，不是救你。”
林见微也发来一句：“脑出血等不了四十八小时。” 频道安静了几秒。
没有人说“你必须把身份交出来”。可每一句话都指向同一个事实：他们已经为普通受赠者建立了最小救援边界，唯独那个每天检查别人是否活着的人，仍然不在任何人的救援范围里。 沈砚打开风险记录，新建一项：执笔者失联。
第一种方案是定时向频道报平安。 他很快否决。每天固定报到会制造清晰的作息样本，也会把偶尔加班、手机故障和真实危险混在一起。更重要的是，频道不是独立设备。只有他能建立和维持授权，没人知道自己收到的是延迟消息，还是系统仍在正常工作。
第二种方案是预先写好延时信息。 系统不支持。脑海通信只能由他主动发出，不能设置死后发送，也不能把权限交给一段程序。
第三种方案是由齐衡托管一份密封资料。 它在现实中可行，却产生了新的单点风险。谁保管、谁有权拆、什么情况算失联，都会形成一条可以被陆衡川追查的链。况且齐衡并不是签署者，知道得越多，越不能依靠保密约束替他承担后果。
沈砚把三种方案分别写下风险，没有选。 中午，许知言把一份更短的建议发来。
不设神秘遗嘱，不建执笔者档案，也不把身份交给所有成员。只让极少数核心成员知道一个现实中的人，并约定普通的失联核查方式。 “像同事发现你两天没上班？”沈砚问。
“比同事多一点，至少知道该先打哪个电话。” “如果我只是想休息？”
“所以要分级。一次没回，不处理；错过约定窗口，先普通联系；持续失联，再由一个人到公开地点核查；有明确危险迹象才叫救护车或报警。” 她没有要求知道所有住址、家属和工作安排。
她甚至建议由沈砚自己选三个人，并分别告知不同的最小信息。一个人负责日常联系，一个人负责现场核查，一个人保留备用号码。任何一步都不需要向外界解释卡牌或频道。 周渡拿孟良那晚做了反向演练。
如果昏迷的人换成沈砚，他们连“哪一名签署者”这条提示都收不到。第一小时，大家只会以为他忙；第十二小时，频道里可能有人抱怨回复太慢；到了四十八小时，非紧急任务虽然会停止，却依旧没人知道该去公司、住所还是医院。 林见微又补了一种情况：沈砚可能没有昏迷，只是失语、视物困难或者手指无法操作手机。那时他也许能听见成员的呼叫，却未必能组织清楚回应。
系统状态没有一项能替代现实病史、门牌和急救电话。 三个人把演练做到这里便停下。他们缺少身份信息，继续推演只会用想象填空。
“外面的人问我们为什么找你呢？”周渡问。 “说真实的话。”许知言回答，“朋友失联，担心安全。认识他就是事实，不必编组织。”
沈砚盯着“朋友”两个字看了一会儿。 守灯人知道执笔者的声音，却不知道他下班坐哪一班地铁、办公室里有没有人替他发现异常，也不知道他发烧时会不会把手机扣在床头继续睡。
他们承担他的安排，却还算不上能敲开他家门的人。 下午两点，许知言去市档案馆查临川康复技术协作中心。
她没有用陈望川的名字申请任何私人资料。现阶段能查的，只有工商沿革、公开培训简报、旧报纸广告和已经开放的发文目录。 协作中心成立于二十三年前，最初租用市康复器械厂的一层办公室，七年后注销。陈望川只在最后两年的登记里担任法定代表人，此前职位是项目协调员。
公开目录显示，中心确实在河堤事故后发出过三封“康复观察合作函”。收件单位只有类型，没有具体名称。一封给医疗机构，一封给社区康复点，一封给参与转送的公共单位。 这使它成为那封介绍信的合理候选。
仍然不是证明。 许知言只在待核表里增加了函件编号和开放日期，没有把陈望川改成调查对象。她向档案馆申请调阅登记，得到的答复是其中两卷尚未完成开放审查，最快需要十个工作日。
她接受了等待。 陆衡川的团队也拿到了同样的公开结果。他们没有比她多出一条合法捷径，只多出更多可以去访谈的旧员工。
程蓁列出十二个仍能联系到的人，陆衡川划掉其中五个。 两人已经八十岁以上，一人患有认知障碍，两人只负责保洁和门卫。向他们追问十七年前的申请人，得到的更可能是被问题塑造的记忆。
“先找当年的文书和项目协调员。”他说。 程蓁问：“包括陈望川？”
“先确认是不是同一个人，再发正式访问说明。不要去住址堵。” 双方都在沿现实证据前进。
这让沈砚更清楚，秘密不会因为成员无法说出口就永久安全。规律、出场顺序和救援反应都能被观察。一个每天只能发一张卡、还要正常上班的人，不可能永远没有作息。 傍晚六点，他离开公司时，没有像平常一样立刻进入地铁。
他坐在写字楼一层角落，重新看许知言的方案。 “你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孟良？”他在频道里问。
“一半。” “另一半呢？”
许知言隔了十几秒才回答。 “因为我已经能大致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
沈砚的手停在手机屏幕上方。 “什么样？”
“有固定工作，会在工作日中午集中回复；懂保险、合同和事故责任；遇到公开调查时，总先问授权和证据等级。你不是住在地下设施里的机构，也没有一百人的值班室。” “这些只能证明我是普通上班族。”
“足够说明你也会在浴室滑倒、在路上被车撞，或者一个人发高烧。” 她没有继续逼近姓名。
“我不是想夺走你的匿名。”许知言说，“我是想确认，我们建立的庇护所里，有没有给你留一个位置。” 二十二点零四分，十六笔经验到账。
有效经验从六百二十一升到六百三十七。 沈砚没有获得新的能力，也没有在系统里找到保护自己的隐藏条款。
他关闭经验界面，在风险记录后面写下第一条决定。 核心知情人数不超过三人。
第二条写到一半，他停住。 身份由本人主动告知，不接受反向调查。
这时，许知言又发来一条消息。 “在你决定以前，我先告诉你一件事。”
“我没有继续查你的住址、家人和证件。” “但你的名字，我大概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