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三十一日上午九点，衡川的事故资料援助计划收到了第五十一份申请。 后台自动关闭免费入口时，前五十个项目只显示编号、申请时间和所需服务。资料内容尚未上传，姓名也只对负责身份核验的两名工作人员开放。
陆衡川没有要求技术人员多开一个权限。 他让程蓁先把申请按服务类型统计出来。
二十七份要求旧照片扫描，九份需要修复受潮纸张，六份申请法律咨询，四份只有票据整理，三份希望把资料交给公证处代持。剩下的一份填错了表格，另一份在提交后十二分钟主动撤回。 没有人写自己拥有异常能力。
也没有一项服务叫寻找奇迹。 “地理分布呢？”陆衡川问。
“只按申请人自行选择的服务点统计。”程蓁把地图投到屏幕上，“临川三十二份，岑河十一份，周边县市七份。精确地址不在分析权限里。” 地图上有三个明显的聚集区：市二院附近、旧火车站周边和北郊工业带。
这并不神秘。三处本来就是事故发生较多、旧居民也多的地方。仅凭申请密度，既不能证明申请者彼此认识，也不能证明他们手里有衡川想找的材料。 数据组仍然给出了一份“重点项目建议”。排名第一的申请来自梁守义，六十八岁，退休前是市消防调度员。他保存着二十多年前的值班笔记和几盒磁带，申请内容是除霉、数字化和法律咨询。
程蓁没有先去联系老人。 计划条款规定，只有申请者完成身份确认并选择服务方式后，项目人员才能查看资料目录。梁守义选择了公证处代持，衡川只能知道一个项目编号。
“那就等。”陆衡川说。 数据组负责人问：“如果资料很关键，名额被无关申请占完怎么办？”
“计划写的是先到先服务，不是先判断谁对我们有用。” “可我们出钱——”
“出钱买的是合规服务发生，不是事后修改承诺的权利。” 会议室安静下来。
陆衡川并不比任何人更尊重秘密。他只是清楚，一项公开计划只要第一次违背条款，后面所有申请都会变成带毒的样本。 他要的是能长期运行的观察网，不是五十只被强行打开的纸箱。
同一时间，许知言的隐私提示在《临川视点》网站上线。 标题没有出现衡川，也没有把项目说成陷阱。文章只解释三件事：资料内容不转让，不代表服务关系不存在；匿名公开，不等于申请过程完全匿名；退出前要问清工作副本、经费审计记录和服务发生记录分别保存多久。
她还附了一份可以直接照着问的清单。 谁能看原件，谁能看副本，谁能看申请人的姓名。退出以后删什么、保留什么，由谁出具证明。如果资料交给公证处或档案馆，资助方还能看见哪些项目元数据。
编辑担心文章会替衡川做宣传。 许知言说：“有用的服务就会有人申请。假装它不存在，只会让申请人在没看懂的时候进去。”
文章发布四十分钟后，衡川计划页面主动加了一条跳转链接，标注为第三方风险阅读。 许知言看见链接，第一反应不是高兴。
“他把提醒也变成服务的一部分了。”她在频道里说。 “删掉文章吗？”周渡问。
“当然不删。提醒是写给申请人的，不是写给他看的。” 沈砚没有参与两人的争论。他正在逐项看五十份申请的公开摘要。
摘要很短，而且由申请者自己决定是否公开。 有人想修复父亲在矿难救援后的工作照；有人保存着一叠交通事故住院票据，只为了替已经去世的姐姐补齐保险争议材料；有人把婚礼录像误传成事故影像，发现后主动致歉；还有一名申请者只想让律师看看，十年前签过的和解书是否禁止他向孩子讲那场事故。
这些人都不是持卡人。 至少现有档案中没有一人能够对应十五名签署者。
顾行舟问过，要不要把自己保存的北郊底片也送进计划。 许知言没有替他回答，只把合同和风险提示转过去。顾行舟看了一下午，最终选择暂不申请。底片已有两处独立备份，保管环境也完成整改。他需要的不是免费扫描，而是确认照片中的人是否愿意再次被看见。
“如果只是为了试探衡川会怎么处理，我就成了拿照片上的人做测试。”他说。 沈砚没有劝他用一个假项目喂给模型。故意制造噪声或许能拖慢分析，却会占掉真正需要修复资料的名额，也会让无辜申请者承担更严格的审核。
庇护所没有向五十份申请里塞一份诱饵。 衡川也没有因为申请过于普通，就取消任何一个名额。
沈砚没有因此放松。 计划第一天没有碰到持卡人，只能说明衡川没有一张现成名单。只要服务继续，普通受赠者将来完全可能因为自己的需要走进去。
他给十五人分别发送了一条不含衡川名称的边界提醒。内容只说，任何外部资料服务都可能保留申请时间、地点和服务商记录；是否使用由本人决定，不需要向他报备，也不影响卡牌。 杜海宁第一个回复：“我没有要交的东西。”
苏禾说，她父亲留下的老照片已经在家里扫描过，不准备申请。 孟良隔了十分钟才回：“修车铺那场旧事故的票据，我弟弟可能想留。我会先跟他商量，不替他决定。”
吴雁宁没有回复。她正带人处理助餐点早班，卡牌不是她每条消息都必须立即回答的工作群。 沈砚没有追问。
普通受赠者不是为了方便他管理才得到能力。 十一点半，计划里那名主动撤回的申请者要求确认删除状态。
她最初上传了六张缩略图，内容是丈夫事故后的康复记录。提交后，她发现缩略图中露出了孩子姓名，便立即退出。 按照条款，原图从未传给衡川，缩略图缓存在服务平台。技术人员删除缓存，生成哈希核对记录和一份不含图像内容的删除证明。经费审计只保留项目编号、服务尚未开始和零元支出。
程蓁把证明发给公证处转交，没有直接联系申请者。 陆衡川因此得到一条很有限的信息：某个项目曾申请、随后撤回，服务没有发生。
他不知道那六张图里是谁。 “删除以后，模型还保留标签吗？”他问。
技术负责人摇头：“标签来源于缩略图，继续保留等于保留内容推断。只能留下撤回类别。” “那就删干净。”
这句命令让程蓁看了他一眼。 陆衡川知道她在想什么。
“我不是在做好事。”他说，“我是在保住这项计划以后还能有人相信。” 下午，梁守义完成公证处身份核验。
他没有授权衡川查看磁带，也没有授权公开姓名。公证处只把服务需求拆成三项：磁带清洁和转录、手写笔记扫描、法律风险初审。 齐安被分配到一次密封运输。
齐衡看到项目编号，没有问里面装着什么。他要求公证处自行封箱，齐安只核对封签、重量、交接人和目的地。运输轨迹在交付后保存九十天，超过期限自动删除，除非发生争议。 衡川采购员希望延长到一年，理由是公共项目需要审计。
齐衡回复，审计可以保留交接结果，不需要保留一辆车每分钟的位置。双方最后约定：交接单保存一年，连续轨迹保存九十天。 真实服务开始运转。
陆衡川看见齐安再次出现，却依旧不知道箱内是谁的故事。 这没有让他的模型失效。
相反，模型第一次学会了区分“存在一条线”和“有权知道线的另一端”。 傍晚六点，五十个项目的初步分流完成。衡川获得了服务类型、项目编号和必要的经费记录；公证处掌握身份与授权；档案馆和修复机构只收到完成工作所需的部分。
没有一张完整名单落在同一张桌上。 沈砚把这个结果写进庇护所的风险记录，没有写胜利。
只要陆衡川继续为真实需求付钱，网络就会积累新的线。可只要每个环节坚持最小授权，那些线也未必会自动汇成一张人脸清晰的图。 二十二点零四分，十五名持卡人的当日经验全部到账。
有效经验从五百二十八升到五百四十三。 系统没有评价衡川，也不关心删除证明。
它只确认十五个人仍然活着。 沈砚关掉经验页时，孟良的状态还是正常。
第二天上午，这个最普通的状态会突然变成昏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