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声没有去报社，也没有让许知言去他家。 十月十四日下午，他们隔着律师事务所一间小会议室的长桌见面。蒋声六十一岁，右耳听力不好，进门后先换了三次座位，直到确认录音设备放在自己能看见的位置，才摘下帽子。

“我只谈设备。”他说，“人名、项目内容，我不知道的不会猜。你们也别拿我的话补故事。” 许知言把采访约定推过去：“录音只用于核对。可公开内容会先给您确认原意，不公开住址和家属信息。”

蒋声逐条看完，签了字。 沈砚坐在离事务所两条街外的咖啡馆。他无法听见蒋声是否故意说谎，许知言的能力也帮不上忙——她当天的一分钟辨谎额度虽然还在，但只有当面交谈有效，而蒋声的律师明确要求不允许增加不明设备或第三人。许知言没有试图绕过约定。

他们只能靠普通证据。 旧文具店保存的样品本被放进无酸文件袋。封面褪成灰蓝色，右下角贴着一张旧标签：十七区设备维护登记。店主的订货账、收取订金的记录和旧手机尾号已经分别核过，至少能证明这本册子九年前就在店里，而不是最近按新闻内容做出来的道具。

蒋声隔着手套按住封面，许久没有翻开。 “是我的字。”他说。

“您确定？” “我写数字七的时候不落钩，单位里总有人说像一。”他翻到第三页，指着一行设备编号，“还有这个缩写，外人不会这样写。”

许知言没有接受“外人不会”作为鉴定结论，只让摄影师把特征完整拍下。之后还会交给文书检验人员，与劳动仲裁材料里的同期笔迹比对。 册子共四十八页，真正有字的二十九页。大部分内容毫无神秘感：更换门禁电源、清理摄像机灰尘、修复空调冷凝水、重新压接数据线。

第十七页开始出现十七杠零四。 第一条是“单向观察窗电动遮光帘异响”。第二条是“壁挂摄像单元二号画面偏色”。第三条是“生理采集端口四号接触不稳，已换接口”。每条后面都有日期、处理结果和一个验收缩写。

许知言问：“生理采集端口是什么？” “墙上预留的接口，接心率、皮电、呼吸带这类设备。”蒋声说，“设备不归我管。我只修供电和信号。”

“单向观察窗呢？” “玻璃一边亮、一边暗。暗的一侧能看亮的一侧。后来拆了。”

“谁在亮的一侧？” 蒋声抬起头，第一次明显露出不耐烦：“我说了，我只谈设备。维修时房间会清空，或者拿布盖住。我没见过你们说的实验对象。”

许知言停了一下：“您没见过，不等于没有？” “也不等于有。”

这一句被她原样写进本子。 册子第二十三页记录了一台“识别带打印机”。设备型号与医院常用腕带打印机相近，故障原因是进纸轮老化。维修后三天，它被从十七杠零四转移到十七杠零二；再过两个月，记录变成“返库待处置”。

许知言将九年前照片里那截模糊腕带调出来，没有递到蒋声眼前，只问：“这种机器通常打印什么？” “编号、日期、条码。有人戴，也可以绑在样品盒上。”

“能认出打印格式吗？” “机器是空壳，模板在电脑里。我认不出。”

又一条边界被划清。 中途休息时，蒋声独自走到走廊尽头接水。他没有关会议室的门，许知言看见他握纸杯的手微微发抖。律师低声提醒，不要利用情绪追问。她点头，却在蒋声回来后主动关掉录音，问他是否需要结束采访。

“不用。”蒋声说，“我不是怕你们。我是想起当年有人来修设备，问那玻璃后面是不是关着人。我们都笑他电视剧看多了。” 许知言没有重新打开录音：“这段您愿意留下吗？”

蒋声沉默片刻，摇头。“我记不清是谁说的，也记不清是哪一年。留下只会被人当证据。” “好。”

她在采访笔记上写下“休息，未录”，没有记录内容。蒋声看见后，神情松了一点。那一刻她明白，取证不是把一个人记得的全部东西都拖到光下。允许证人保留不可靠的记忆，反而是在保护可靠的部分。 记录里最重要的内容，反而在最后两页。研究中心注销前一个月，蒋声接到集中拆机通知。监控主机、两套生理采集设备和识别带打印机列入返库；单向玻璃、墙内线缆和固定支架不拆。后来施工照片里的空支架与他的记录吻合。

通知单的经办人缩写不是梁绍宗，也不是韩启良，而是“ZQ”。蒋声想了很久，只能确认那是研究部的签收代码，无法对应具体姓名。 “梁绍宗管运营，不会每天来找我修线。”他说，“韩启良偶尔跟着设备车来。他是不是研究人员，我不知道。”

“您知道设备为什么被销毁吗？” “硬盘和纸档归行政，设备返库归资产。我只在拆机表上签字。”

“十七区是不是人体实验区？” 蒋声看着她，半晌才说：“如果你问我那些设备能不能用来观察一个人，当然能。医院、心理实验室、康复训练室都能这么用。如果你问那里有没有违法实验，我没有证据。”

采访持续了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离开前，蒋声要求在补充说明里加上一句：维修登记只反映设备存在和故障情况，不能证明研究内容，更不能证明参与者是否自愿。

许知言答应了。 门关上后，她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眉心。“每得到一个名词，就要附带三句它不能证明什么。”

律师收起文件：“这叫证据，不叫折磨。” 许知言笑了一声，把最终确认页夹好。

下午五点五十三分，郑一舟贡献了当天第六点经验。傍晚以后，其余人的数字陆续抵达。林见微赶在换班前回复平安，齐衡发来一张仓库消防整改的验收照片，苏禾在花店关门时抱怨今天碰了四束棉花配花才想起来那不是鲜花，能力毫无反应。 晚上十点零四分，最后一个数字落下。

【当前有效经验：305。】 沈砚在表格里勾掉十月十四日。他看着十三个名字，没有把他们折算成“还差六百九十五”。数字是权限，名字才是需要保护的人。

今日名额再次归零前，他仍没有发卡。 周渡问过他是不是太谨慎。沈砚回答，在别人开始照着新闻寻找“被选中者”的时候，新增一名能力者会同时增加受赠者和整个网络的风险。等热度下降几天，不会耽误绿卡之后的长路。

许知言把维护记录的照片发进频道，只圈出三处设备名。 “图纸上的端口对上了。”她说，“观察窗、摄像和生理采集也形成了相互支持。但我们还是不知道里面坐的是谁。”

顾行舟过了很久才回应。 “旧研究者习惯把人写成编号。”他说，“他们认为隐去姓名就是保护。后来编号比姓名流传得更久。”

“你见过十七杠零四？”许知言问。 “没有。我只见过从那里出来的汇总材料，没有原件。”

“材料里怎么称呼那些人？” 频道安静了十几秒。

“康复跟踪对象，认知适应对象，偶尔叫特殊样本。”顾行舟说，“这是记忆，不是可引用证据。” 许知言没有继续追问。

就在这时，律师转来一封新邮件。发件人是梁绍宗的代理律师，附件不是拒绝函，而是一份加密的答复清单。 梁绍宗同意回答十二个书面问题，条件是不公开他的住址、就医路线和家属信息。他拒绝当面采访，也不接受电话追问。

许知言打开附件，第一行答复只有十四个字。 十七区确实用于观察异常恢复者。

她把屏幕转向律师，没说话。 维修记录不认识任何实验对象。

但终于有一个当年的管理者，承认那里观察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