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五日上午，衡川集团把最终人员名单发了过来。 产权方由集团合规总监邵明远负责，另有两名法务人员；档案馆派建设资料科的严秋；致安工程咨询由魏立成带一名检测员参加。名单最后还有一个备注：集团董事长陆衡川可能在核验后半程到场，不参与安全决定。
许知言看着那行字，问唐映：“董事长参加一次旧仓核验，合理吗？” “舆情已经牵涉医院、岚桥和集团历史资产。他来可以解释成重视，也可以解释成观察你。”唐映说，“合理不等于没有目的。”
名单是真名，身份证明和执业信息都可以公开核验。双方约定上午九点在二号楼南门集合，预计十一点半结束。超时二十分钟，编辑部先打许知言和唐映的电话；超时四十分钟，联系档案馆与警方询问。 每个人都知道明天在哪里见面。
正因为如此，任何临时换地点的要求都会非常显眼。 唐映让三人做了一次桌面推演。
她临时扮演产权方法务，先宣布原档案室因吊顶异响关闭，再要求采访者把全部拍摄设备留在门外。蒋迟下意识开始争论，许知言则先指出这两项都与书面清单不符，要求把临时决定、依据和提出者姓名录入核验单，然后选择暂停进入。 “这才对。”唐映说，“现场赢一场争吵没有意义。你们的优势是所有变更都能留下记录。”
第二次推演里，唐映改口说陆衡川愿意带他们看一间清单外的密室，但必须关掉摄像机。许知言直接拒绝。 “就算里面真的摆着证据？”蒋迟问。
“越像证据，越不能在没有见证、没有连续录像的情况下进去。” 桌面推演没有预测所有意外。它只是提前把最容易诱人的例外变成明确边界。
蒋迟给两台摄像机、三支录音笔和六张存储卡编号。他没有使用云端直播，而是让相机双卡同时记录；一张工作卡随设备，另一张只在结束时取出，装进带编号的防拆袋。 “断网也不影响，抢走一台也不只剩对方的录像。”他说。
齐衡派人送来备用电池和封条时，附了一张普通租赁单。 许知言付了钱。
庇护所不是靠所有人免费奉献维持的。齐衡也不需要假装偶然认识每一位守灯人。能够用正常合同解释的服务，就不必制造额外秘密。 周渡下班后到器材室帮忙搬了两箱三脚架。他没有问能不能跟车，也没有提出躲在旧仓附近。
“你不担心？”蒋迟随口问。 “担心。”周渡把箱子放到称重台上，“但我出现在那边，只会给别人多一个问题。你们带律师，比带我有用。”
这句话不像一个刚用能力从电梯里救出孩子的人会说的话。 许知言却知道，他不是不想保护谁，而是已经明白能力不能替代身份。真有建筑危险，三秒钢铁皮肤保护不了全身；真有法律争议，十米交换也不能把证据从对方手里换出来。
离开前，周渡只确认了一件事：“回程报平安的时间是十二点前？” “预计十一点半结束，十二点前一定报。”
“那我十二点以后再看频道。” 中午，档案馆的严秋主动打来电话，核对许知言收到的历史图纸版本。
“我们馆藏的是研究中心申请竣工备案时提交的版本。”她说，“之后是否做过内部轻质隔断调整，未必需要形成新的城建档案。但承重墙、消防分区和用途改变应另有手续。” 许知言问：“馆里有没有编号17-04的房间记录？”
电话那头出现了纸页翻动声。 “竣工图没有。设备移交目录里有以17开头的资产编号，但这不能对应房间。你为什么问？”
“收到一张来源暂时无法独立证实的后期疏散图。” “那明天可以只核位置，不先下结论。”严秋说，“如果墙体和门洞有改造痕迹，我会记入差异表。来源不明的图，不能混进馆藏版本里一起说。”
她没有因为可能的新材料而兴奋，反而先把证据层级分开。 许知言把这句话写进采访手册第一页。
下午三点，衡川旧仓现场完成最后一次安全巡检。 邵明远站在二号楼东侧走廊，看魏立成逐间贴上绿色、黄色和红色标识。绿色允许进入，黄色只能在门口观察，红色不得靠近。
原档案室和两间测试室都是绿色。配电区外门是黄色，原因是地下半层积水后电气绝缘状态未完成检测。西楼梯口是红色，封条上写明裂缝编号和检测日期。 “昨天清过东西吗？”邵明远问。
现场管理员答：“只清了通道碎玻璃和落物。每一袋都有清理前后的照片，留在南门工具间，未运走。” “明天把记录一起放出来。”
陆衡川是在傍晚收到巡检报告的。 分析员告诉他，许知言已经核验过所有出席者的公开背景，并询问了17-04。
“她从哪里得到编号？”陆衡川问。 “档案馆没有问来源。她只说有一张不能证实的疏散图。”
陆衡川调出集团接收旧仓时的资产底册。底册按楼栋和面积登记，没有房间级编号。九年前的现场照片里，东侧走廊墙面已经刷过一遍灰漆。 “不要临时搜索或刮墙。”他说，“明天她看到什么，我们就同时看到什么。”
“如果那个编号真在墙里？” “那是资产交割时没发现的历史痕迹。先记录，再判断。”
分析员问：“需要提前准备对人体实验问题的口径吗？” “事实口径只有一个：我没有掌握旧研究中心进行未经同意人体实验的证据。她问我是否知道，我就回答不知道。”
“她可能认为这是回避。” “回避与说谎不是一回事。”
陆衡川合上底册。 他愿意去现场，并不是相信一栋空楼可以证明所有事。相反，他想知道许知言为什么把调查从岚桥事故追到九年前关闭的研究中心，又为什么对一个不在正式图纸里的编号产生兴趣。
如果她身后有人，那个人正在使用一条衡川尚未看见的信息路径。 晚上，沈砚独自做了最后一次风险审核。
风险不只来自衡川。 旧楼可能有霉菌、残余电路、松动吊顶和积水；顾行舟的图可能是假的；许知言可能因为能力没有反应而对陆衡川放松警惕；蒋迟也可能在抢拍时越过安全线。
他分别给三人发出简短提醒，却没有把自己变成远程现场指挥。 许知言还列出能力的一分钟预算：关键对象出现后才发动；问题必须由本人回答；不把沉默、转移话题和拒绝回答当成谎言；能力结束后不依据一次判断改变撤离计划。
沈砚删掉了她原本写的“确认真相”四个字，换成“判断回答者是否故意说谎”。 前者是记者想得到的结果，后者才是卡牌实际能做到的事。
唐映负责法律边界，魏立成负责结构安全，许知言负责采访决定。脑海频道只在公开通信失效或出现与卡牌有关的异常时使用。 “我明天如果判断他没说谎，需要立刻告诉你吗？”许知言问。
“不需要。先完成公开记录。你突然停顿或改变提问，反而会让对方知道什么触发了你。” “如果发现17-04？”
“拍完整环境，先请档案馆确认图纸差异。不要只拍四个数字。” “如果他也发现我认识那个编号呢？”
沈砚回答：“那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交换。你观察他，他也会观察你。” 这才是明天真正的代价。
一场公开核验没有黑暗走廊里的埋伏，也没有提前潜入的救援者。双方都提交了姓名，都保存原始影像，都能在事后解释自己为什么出现。 它因此比一场匿名追逐更难隐藏错误。
当晚，十二名持卡人依次完成新的存活结算。 【有效经验：一百九十二。】
沈砚没有发送十月五日的卡。 十一点前，许知言把手机调成普通采访模式，关闭不必要的消息预览。顾行舟给的疏散图复印件留在编辑部保险柜里，现场只带一份经过编号登记的工作副本，由唐映保管。
所有人都知道第二天在哪里见面。 没有人知道，最先认出那四个数字的会是谁。